追梦新闻六十年 矢志不移终遂愿
——我的60载新闻圆梦之路
郑保卫
1964年，我从福建省漳平一中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到2024年整整60年。这期间我“三进人大”，从启梦福建、筑梦北京到圆梦人大，再到续梦广西，经历了60载难忘的追梦历程。
启梦福建：跨进新闻专业大门
1945年农历二月初五，我出生在山东省高青县一个农民家庭。7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和不满4岁的弟弟从山东老家千里迢迢，历经艰难，前往福建，去与 1949年随军南下后留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团聚。从此，我在福建度过了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整整12年时间，经历了由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可以说，我追梦新闻的理想扬帆和事业起步都是在这里，也正因为此，福建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我也总是自豪地把她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64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年我从福建省漳平一中高中毕业。在选报高考志愿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理想。记得1961年初中毕业，那年中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写的就是想当记者。我在文中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我喜欢走南闯北四处奔波，周游祖国山河，遍览神州大地，记录时代变迁;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百姓代言请命，为社会伸张正义，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那篇作文得分很高，我觉得这是阅卷老师对我职业理想选择的一种肯定。上高中后，学校让我负责全校黑板报和广播站工作，这不仅使我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我还积累了一些宣传工作经验，培养了做新闻宣传工作的兴趣。
真可谓“事遂人愿”，在经历了高考后的苦苦等待之后，我终于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我跨进新闻专业大门，踏上了长达60年的追梦新闻之路，也开始了我在首都北京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大学生活紧张而又愉快，我和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在努力地学习。细心听课，广览书报，相互交流，热烈讨论，成了我们每日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尤为幸运的是入学不久，我便被推荐为大学生合唱团成员，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通过参加演出，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及其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从而激励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不负时代，永远向前。更为难忘的是，那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 15周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天安门国庆盛典，第一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留下了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入学第二年，赶上了系里分专业。当时新华社投资 20万元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创办新闻摄影专业，希望能够为其培养“文武兼备”(既能写新闻，又能拍照片)的摄影记者。经过报名和审批，我们 20名同学成为人大新闻系历史上第一批新闻摄影专业学生。当时除了课堂学习外，课余时间我们总喜欢挎着相机四处拍照，那时人大校园里常常能见到我们的身影。为了尽快熟悉摄影业务，学校还安排我们到新华社摄影部实习。在图片车间，师傅们手把手地教我们，使我们很快便掌握了从冲卷到洗印再到图片制作的全部业务流程。
正当我们憧憬着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的美好未来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的大学生活从此脱离了正常轨道，学业被迫中断，毕业推迟一年，分配也受到影响。根据那年的规定，中央直属单位不接收大学毕业生，留北京，进新华社或其他新闻单位是不可能了，同学们都分到了外地。1970年我被分到了辽宁省大连市五十六中学当了中学教师，而且一干就是8年。大连五十六中地处旅顺军港，是由原八一学校改成的一所完全中学，学生多为部队子女。在这里工作的8年，虽然不能专业对口搞新闻，心里有些失落，但出于对学生和家长的责任感，那些年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区市优秀教育工作者。那时，我常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到老铁山、白玉山、“203高地”等一些日俄战争遗址，为学生们讲历史，引导他们牢记帝国主义侵略，不忘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使命，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期间，1974年夏天，我还受大连市委派担任带队干部，带领大连五十六中王冬梅等知识青年到辽宁省昭鸟达盟(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音查干公社红旗大队插队，在那里同牧民和知识青年们一起放牧、收草、种菜、打井、捡牛粪，经历了一年草原牧区生活的艰苦锻炼，留下了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但即使这样，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我经常在校内外拍一些照片，还在学校举办过摄影作品展览，有时也为媒体写些新闻稿件，有的文章还被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刊播。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重新归队去追逐我的新闻理想。
筑梦北京：迈上新闻教育讲台
机会还真来了!粉碎“四人帮”后，母校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1973年人大停办后，新闻系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建立的新闻专业，1978年要招收研究生。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好几夜没睡好觉我想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于是，我把以前的听课笔记和学习资料找了出来，开始了考研准备。
当时我已经被任命为大连五十六中副校长，工作很忙，因此只能尽量安排好工作，抽空学习。在仓促准备的情况下，我匆匆参加了考试，没想到竟然顺利通过了初试。6月底，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复试通知。7月中旬我们参加复试的9个人在北京大学见面时，大家聚在一起，怀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都希望能够借助国家振兴科学和教育的战略决策获得学习深造的机会。
幸运的是，那年正赶上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学专业要回归人大新闻系，而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扩招研究生，结果我们9人中有8人有幸被录取。有趣的是我同时接到了两份通知书:一份是北京大学的，通知已被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录取;一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通知人大已复校，北大录取的中文系新闻学专业研究生转回人大新闻系学习
知道能回母校学习，我心里格外高兴!就这样，1978年 10月，我荣幸地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研究生中的一员，由此开始了我筑梦北京，为实现新闻理想继续奋斗的新阶段。由于入学考试“新闻理论”科目考分高，我被录取为新闻理论大家甘惜分老师的研究生。没想到新闻理论竟然因此成为我后来几十年始终不变的专业方向和事业追求。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十分艰苦。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已过而立之年，年龄最大的已经 40岁。大家都是不分平时和假日，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总想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总想为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多做些知识和能力储备。“为国追科学，春风正有时”，是那时我们这些研究生学习报国的一种理念和境界。
入学后，甘惜分老师给我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他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并要求我和另一位同学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点。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的活动空间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一条线，没白没黑地日夜读书，做卡片，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就这样，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通览了一遍，做了几千张卡片，最后整理成 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这是中国第一本，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本以年表形式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的著作，作为在读研究生能够完成这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心里特别高兴。
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但使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有了全面把握和了解，学到了知识，提高了理论修养，而且也使我领略到了他们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很大收获和提高，同时也培养了我的研究兴趣，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成为我后来几十年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
1981年10月，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的写作与答辩，三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毕业分配有几种选择:一是到新闻媒体做业务;二是去中央党政机关从政;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留在高校当老师。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甘老师的建议有很大关系。他对我说，你都 30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不是最佳年龄，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做新闻只是去圆自己个人的记者梦，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记者梦。因此，最后我选择了到大学教书，迈上了新闻教育的讲台。
研究生毕业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这是公安部 1978年创办的第一所正规普通高校。由于是新办学校，又是公安系统院校，当时解决“两地分居”相对容易些。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与同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但却一直不在一起工作的爱人姜秀珍那时分居已近8个年头。这期间，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她的付出太多了!尽快结束这一局面，在保证工作专业对口的前提下，尽可能去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是我那时首先考虑的。
当时的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正在初创时期，教学工作困难很多。我们几个新分去的研究生，同从全国各地新闻单位调入不久的一些老师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过程。写教案，改作业，请老师，带实习，许多教学工作大家都主动承担。在全系老师同学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新闻系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且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和影响，毕业生在公安口和新闻界都很受欢迎。我本人在1984年年初被任命为新闻系副主任，后来又主持系里全面工作，同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克服各种困难，一起创业、奋斗，结下了深厚情谊。
1984 年夏，国际政治学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之后，新闻系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定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发展面临许多新的困难，有学生向国家教委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意见，继续办学面临很大压力。在此背景下，1986年学校决定新闻系停止招生。而这时新华社新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希望我过去工作，经过双方协商，这年年底，我正式调入中国新闻学院。但作为调出条件，我答应继续负责警官大学新闻系工作，直到把在校学生送走。值得自豪的是，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很多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媒体的业务骨干，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新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由于背靠新华社这棵“大树”，因而有其独有的办学优势。院长由穆青社长亲自兼任，他为学院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这就使得学校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新华社在人、财、物方面都给学校以大力支持。学院的许多领导和老师都来自新闻采编一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学生也可以利用新华社的资源和条件进行实践锻炼，这对提高教学和教育质量十分重要。到中国新闻学院工作后，对我的理论素养和新闻业务提高帮助很大。特别是这期间学校安排我到新华社国内部政治新闻编辑室进行采编业务实践，圆 插入索引别是当新华社记者的梦，也使我对如何从宏观上认识新四工T，行加疋认识中央主流媒体的性质地位，如何正确把握新闻舆论导向，如何实现新闻宣传工作改革与创新，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切身体验，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1992年，我服从学校的安排担任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从此，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新闻学院虽然当时只是个仅有千人的小学校，但各项工作都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实施管理。我所在的研究生部从组织招生，到日常教学、业务实习，再到毕业分配，每个环节都按部就班，严格要求，尽可能不出问题和差错。部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尽责，大家都愿意为学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除满足新华社自身需要外，还输送一部分到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由于有着良好的师资和充足的生源，加上平时的严格管理，学生的质量很好，当时每到毕业分配之际都供不应求。那些分到新华社或社外新闻媒体的学生许多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中央和省市宣传部门及新闻媒体的负责人。个别突出的毕业生，还被选为全国党代会代表，被评为“百佳新闻工作者”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获得“长江韬奋奖”和“中国新闻奖”。作为老师和研究生部管理人员，我真为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高兴。
然而令人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正处在发展高峰期，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学校，1998年却决定停办。那时虽然也曾酝酿过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合并，我还因此受聘广播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但是最终合并却未能成功。
当时一些领导希望我留在中国新闻学院转制后的新华社教育培训中心，或是转入新华社其他部门工作，并为我安排了局级领导职务，但是出于 20多年来与新闻教育所结下的那份情缘，我最终还是毅然选择离开新华社
圆梦人大：登上新闻学术高地
正在我面临新的选择时，母校又一次向我敞开了大门。2002年春天在我年满 57 岁时，被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人民大学，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学校聘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基地”)主任，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使我登上了全国新闻学术高地自此，我以基地主任身份积极搭建学术平台，设计科研项目，组织校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闻学术研究如何为促进学科建设、传媒改革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学术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同时还创建了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为扩大新闻学的学术影响，提升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做了一些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学界同行的认可那些年在科研方面，我先后承担了“中国共产党 80年新闻思想研究”“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等一系列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重大课题,先后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和教材 30余部，发表论文 500余篇，内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传媒改革、新闻教育、新闻伦理、新闻法制等多个领域，20余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主编的《当代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新编》《新闻法制学概论》等著作和教材，被多所新闻院校选定为教学用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主讲的新闻理论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精品课程。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传播学教材编写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传播学科首席专家，我主编和参编了多部教材，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等著作。2004年出版由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一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 80年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全面总结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著名中国新闻史学家赵玉明教授评价此书为“填补该领域研究空白之作”。该书 2007年荣获第5届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奖。2014年，我又受聘中宣部、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首席专家，并承担了主编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的任务。2019年该书正式出版，成为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一部重要教材。
那些年，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我就促进新闻教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推动传媒改革新闻法制与伦理规范，以及加强新闻学科建设等方面发表了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受到有关部门和学界的关注与认可。
例如，针对学术界有人散布“新闻无学论”，说新闻学是“白开水一杯”，有人提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用以贬低和排斥新闻学，我明确指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认中国新闻学“有学”，同时强调中国新闻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立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并且已经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完全具备条件。我呼吁要正确评价和积极维护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防止出现传播学冲击和取代新闻学的情况，由此被学界称为“保卫新闻学学者”为进一步加强我国新闻学学科理论建设，促进我国新闻学学科创新发展，2008年我牵头组建了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并连续十几年主办中国新闻学年会和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吸纳全国新闻学研究力量共同研讨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推动中国新闻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些年我还承担了中宣部、教育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记协等单位委托的多项专题科研项目如“中国媒体格局变化与传媒竞争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核心理念研究”“全国广播电视系统职业道德和行业作风状况及对策研究”“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中国新闻从业人员资质及准入标准研究”“中外媒体交流与合作机制及策略研究”以及“北京奥运会舆情分析与宣传报道对策研究”等，其调查报告及研究结论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持。
2011年，受教育部委托，我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学与传播学“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2015年，又倡导创建了“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为全国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搭建全国性研究平台，组建全国性学术共同体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2016 年5月17日，我作为新闻学科学者代表应邀出席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且要加快建设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 11个基础性学科的重要讲话，很受鼓舞，使我进一步明确了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方向。
在学术研究中，我一方面坚持做好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研究，为保卫、创新、发展中国新闻学尽力，同时在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也做了一些工作，先后开展了民族新闻传播、气候传播、健康传播、区域传播、危机传播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2009年在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教授的倡导和引领下，我以基地主任的身份和新闻学院领导一起，联合西藏民族大学等十几个民族地区新闻院校，发起组建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作为论坛负责人，这些年跟论坛理事会的老师们一起，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西藏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内蒙古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学、延边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内蒙古河套学院、青海师范大学等校举办了15届论坛年会，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编撰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在我国民族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组建我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和形成我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进行了积极探索。
2010年，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提升我国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在国际领域的气候变化传播能力，我代表基地联合乐施会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气候传播研究机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以下简称“项目中心”)，正式亮出了“气候传播”的旗帜，开启了我国气候传播研究的进程。
10多年来，项目中心从跟踪研究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的传播效果开始，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政府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在国际谈判平台上做好新闻与信息传播提供了咨询服务。同时，项目中心始终秉持国内与国际“两路并进、双向使力”的理念，为实现气候变化全球共治，推进气候传播在中国乃至世界真正“形成气候”，在气候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推广，特别是国际传播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自2010年起，我作为联合国气候大会观察员先后参加了在墨西哥坎昆、南非德班、卡塔尔多哈、波兰华沙、秘鲁利马、法国巴黎、摩洛哥马拉喀什、德国波恩、波兰卡托维兹和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共 1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和1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并在大会“中国角”举办过多场气候传播国际边会，就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策略问题搭建平台，展开研讨。同时还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气候传播专著--《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气候传播战略研究》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了中国学者和民间社会在此领域的立场和观点，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认同和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2013年，项目中心又与美国耶鲁大学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世界上首次大规模的“2013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把气候传播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发挥了组织和引领作用。2019年在出席马德里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我们在大会新闻中心举办了“中国气候传播研究十年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项目中心 10年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积极评价。
10多年筚路蓝缕，砥砺奋进，换来了硕果累累。我们项目中心在气候变化和气候传播领域从“参与者”到“贡献者”，再到“引领者”，展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与尊重。
这些年出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出访过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墨西哥、南非、巴西、卡塔尔、波兰秘鲁、摩洛哥、西班牙、越南、老挝、马来西亚等国家，参加或主持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学术合作，积累了一些对外交流和国际交往的经验，也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例如，我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当时已年逾八十的老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就成了忘年交。我和他与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共同发起创建的“21 世纪中俄大众传媒发展论坛”，自2005年起连续在莫斯科和北京举办了 10届学术研讨会，在中俄两国新闻学术界都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扎苏尔斯基教授不顾高龄，那些年先后3次来中国访问，参加我们举办的研讨会，我也先后3次到俄罗斯参加他们举办的研讨会。我们共同为促进中俄两国新闻学术界友好交往做了一些工作，这也是中俄友谊与合作的一个缩影。
再如，我与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主任安东尼教授在合作开展气候传播研究的过程中也结下了真诚友谊。我们联合举办“2013气候传播国际会议”，合作开展中美印三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比较研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5年，我 70岁时，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从1964年读本科，到1978年重返校园读研究生，再到2002年调回母校工作，我前后“三进人大”，在此学习、工作累计有 30多年时间，从梦想扬帆到筑梦、圆梦在追梦的路上心无旁骛，一路奔走，坚持了半个世纪，想到年轻时所确立的新闻理想已圆满实现，我的心中无限欣慰。
续梦广西：助力民族新闻教育
原本想退休后好好休息一下，然而没想到2017年年底广西大学又聘请我担任“君武荣誉教授”兼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虽然知道到广西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多少年结下的“民族情结”，我最后还是接受了聘任要求。
2017年12月27日，广西大学举行了隆重的聘任仪式。当手捧校长颁给我的院长聘书时，我觉得沉甸甸的。非常感谢广西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发挥余光余热的工作平台，我想这是学校对我的信任和期待。
2018 年元旦后，我带着新的使命和任务到校履新，由此又开始了一段续梦新闻的历程。通过跟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的交谈，以及同一些老师学生的座谈，我感觉到大家的心劲都很足，都希望能够尽快改变现状，实现新的发展。说实话，这让我很受鼓舞和激励，当然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我想，既然接受了院长聘书，就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作为院长应该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同大家一起把学院建设好发展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思考，我认识到，当下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从大环境看，国家对广西发展的战略定位和整体谋划，为全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提供了强大动力，可以说广西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从中环境看，自从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之后，广西大学发展势头强劲，全校师生员工在校党委领导下，正在按照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以及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准的《广西大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和《广西大学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朝着建设“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一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加速前进。从小环境看，新闻与传播学院借助部校共建，依靠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学校党委的领导与支持，按照学校“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整体思路，制定了“立足广西、服务全国、辐射东盟、面向世界，努力建成学科布局合理、具有南疆地域特色的教学研究型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规划，为进一步发展吹响了进军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全院师生员工进一步明确方向，精准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整合好各种资源，注重内涵式发展，就一定能够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想，我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近 40年，当过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副主任、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以及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可以说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我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经验和资源，以及自己积累的一些教育理念和办学思路，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做些谋划，在推进学院发展、学科建设、队伍打造和学术攻关等方面，尽我所能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当然，要实现学院发展目标，关键还是要靠全院教职工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我愿意充分尊重并全力支持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调动各位班子成员和全体老师同学的积极性，携手前进，共同奋斗，一道去实现学校为学院所设定的发展目标。
在经过一番调研后，我觉得学院师资队伍基础不错，大多数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而且很多都出自名校和名师，有着很好的发展潜力，只要激励老师们的进取精神，引导大家奋发向上，便可以使他们得到快速提升和进步。于是，我在 2018年1月召开的一次全院教职工大会上谈了对学院发展的规划与思考，对老师们提出了“志高、心静、学深、业精”的“八字致语”，希望他们能够志存高远，为自己确立高志向、高目标、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要静下心来，排除各种干扰，认认真真教好书，踏踏实实做好学问，要发扬“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使自己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前进;加强理论修养，增强知识涵养，做深学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成为自己所从事研究领域的专家，争取在广西，乃至全国形成影响力;要勤奋敬业，精于业务，努力成为自己所承担的教学及其他各项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用精湛的业务能力赢得学生的认可与尊重，获得同行的肯定与赞许。
对学生的情况我也作了分析，觉得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有很高的学习积极性和很强的上进心，学生们对学院的发展也都有很大期待。因此，在全院学生大会上，我用“铸魂、励志、厚学、重习”的“八字致语”来激励同学们，即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头脑、锻铸灵魂，坚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政治定力，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使自己真正成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优秀新闻人才;要磨砺意志、坚定志向，自觉自愿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主动地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能吃苦、肯耐劳、敢担当、有作为的时代新人;要勤于学习，做到多看书、多思考、多积累，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掌握将来从事新闻及其他相关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理论知识:要勤于实践，做到多练笔、多动手、多实战，努力增强自己的应用能力，特别是应用新媒体、新技术的能力，使自己成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专家型、全媒体型、复合型的新型新闻人才。
为了进一步明确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我同班子成员一起对原有的学术资源进行了整合，尽可能发挥广西地处边疆、南向大海、毗邻东盟，和有 11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地缘优势及其民族特色，提出了设立“一院四中心”的学科建设思路，即建立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院，下设4个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东盟传媒与中国-东盟区域传播研究中心、民族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将老师们都整合其中，与相应的教学机构尽可能实现对接与联通，使老师们可以把研究成果用来更好地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服务。
我还乘在南宁举办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2018年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的机会，同时举办了“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家咨询会”，请与会专家就学科发展和学院建设等问题为我们把脉，提出意见建议，进一步明确学院的工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坚定乘势而上、加快发展的信心。
我对全院老师说，如今我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一方面正面临着新媒体带来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国家全力实现新的飞跃和发展所带来的难得机遇，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明确方向、精准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加强资源整合，注重内涵式发展，就一定能够尽快改变现状，实现新的发展。
受聘后的第一个春节和寒假我没有回北京，而是在学校跟老师们一起度过的。我向老师们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学术化”的春节和假期利用假期思考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写作论文。老师们积极响应，忙忙碌碌地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有意义的春节和寒假。
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4个研究中心均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学院整体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得到较明显提升。例如，我把自己从2010年开始做气候传播研究积累的资源，与学院吴海荣教授做健康传播研究的资源整合起来，组建了国内，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将气候与健康传播相融通的研究机构--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开展理论研究和社会推广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迄今为止，该中心已连续举办过5届研讨会。2019年，中心又获得了由我担任首席专家的全国第一个气候传播领域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这几年，中心还与广西一些县市建立了联系，希望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广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为保护好广西这片青山绿水、维护好广西“长寿之乡”的优势资源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从几十年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培养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的、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人才，应该是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与最终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把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与研究作为广西大学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及重要特色，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研究来帮助全院师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为此，我反复强调要做强做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研究，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学院新闻学专业教育与学术研究的“中心环节”与“核心内容”，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专业课程及研究方向，而且要实现贯穿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实现老师、学生的全覆盖以及所有专业课程的全覆盖。
我提出要毫不动摇地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统率新闻教学与研究并希望能够利用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个平台，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另外，为了营造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和研究环境，学院建起了全国高校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书屋”，在学生中组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原著阅读小组，牵头举办了全区新闻院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知识竞赛。此外，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委托，我还到全区12家设有新闻学专业的高校新闻院系，给老师学生巡回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座。总之，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努力把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宣传教育的重镇，并且要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研究在全广西新闻院系遍地开花，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学生中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让学生真正成长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新闻人才。
2019年，我同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我国气候传播的战略定位与行动策略”和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两个项目的立项，实现了广西大学以及全广西新闻院系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零”的突破，提升了学院新闻学科的整体水平。我还率领由东盟传媒与中国-东盟区域传播研究中心的老师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了越南、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学院扩展学术资源、加强国际合作创造了条件。
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时举办一场全国性新闻学术研讨会，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我希望能够通过学术研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苦奋斗的辉煌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百年形成发展的理论精髓，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百年传承发展的历史贡献，为深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最好礼物。
2021 年年初，我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的身份，联系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等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60余所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与他们协商在南宁共同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学术研讨会”，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可和大力支持。2021年5月22-23 日，研讨会在广西大学隆重举行。
研讨会邀请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为大家作题为《怎样学习研究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旨报告。徐光春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后来又当过河南省委书记，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和领导宣传思想与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他的报告对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有着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研讨会还邀请当年轰动海内外的著名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的作者、《深圳特区报》原总编辑陈锡添(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分享了他1992年采访邓小平视察南方活动，写作该通讯的体会，使大家认识一篇成功新闻报道的强大舆论引导力和社会影响力，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能够立于时代前沿、把握时代脉搏、记录时代风云的新闻工作者。
研讨会把“传颂百年伟业，书写时代辉煌”作为主题词，是想表达这样一个理念: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来在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记录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步和守望公平正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身风云变幻的新时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要继续努力，在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之时，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受到了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和老师同学的认可与肯定。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社科网、中国理论网以及广西日报、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云等许多中央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媒体作了充分报道。
成功举办这次研讨会，了却了我 40 多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一桩心愿，我心里由衷地高兴。另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大家尽快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气候传播重点项目和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重大项目的研究任务，为按时结项做好准备。
我把重大项目作为为党的新闻事业书史，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立学，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的“重大工程”，同时也作为自己 40 多年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的“收官之作”，因此要求课题组成员一定要认真负责，力求出精品。由于对项目的定位和要求高，这些年我投入了很大精力用于项目研究，付出了许多辛劳。重大项目 60多万字的案例书稿和50 多万字的最终成果我都作了认真修改审定，以保证项目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2021 年年底我的4年院长聘期届满。2022年1月4日，学院举办了“郑保卫教授从事新闻教育 40周年暨广西大学聘期届满座谈会”。学院党委书记在会上传达了广西大学校长在我聘期届满述职报告批示中的一段话:“郑保卫先生四年中践行初心承诺，以院为家，不顾年岁之高率先垂范，勤勉耕耘，不仅将自身深厚的学术积累毫无保留地以新的丰硕的学术成果方式迸发贡献出来，夯实了我校新闻学科的内涵发展和创新发展，而且在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扩大学校学院学科的影响力上特别注重凸显'西大人’角色和身份，在学术指导和学生培养上特别体现了'大先生’风范，为推进学院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学校引进杰出学者的优秀代表。”
学院党委书记在讲话中谈到我在广西大学的4年中作为首席专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双立项”，实现了广西大学乃至全广西新闻院系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零”的突破，同时发表了 80余篇论文，带领学院老师获得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10多项，提升了学院新闻学科的整体水平，使其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我由衷感谢学校和学院领导对我4年工作的积极评价，特别是校长称我为“大先生”，体现了校领导对我4年工作的认可与肯定。不过在我看来，4年中我之所以能够在广西大学取得一些成绩，不是说我个人有多大能耐，而主要是靠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靠学院班子的精诚合作，靠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年我在广西碰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可以说是历史的眷顾，才使我有了发挥余光余热的“用武之地”。
我常想，如果不是广西大学聘请我担任院长，为我提供工作平台，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退休的我，可能就不会想着去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不会去写那么多论文，组织那么多研讨会。正是广西大学赋予我的工作平台，增添了我的责任感，让我时时感到巨大压力，觉得必须用真情和实干，千方百计地做好工作。
特别是在广西大学工作的这4年正好遇到了几个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纪念日:中国新闻学诞生 100周年、改革开放 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以及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等。从1978年重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师从甘惜分老师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的 40 多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积累了一些知识、经验和成果，这些时间节点和纪念日，正好为我提供了总结和展示这些研究成果的难得机会。
于是，我充分利用这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将自己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 40 多年来所发表的 200余篇相关研究论文中，精选了58篇文章总共 90余万字，编辑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研究》一书于2023年10月出版。在学院和出版社组织的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称此书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我想这是对我几十年持之以恒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思想与实践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同时，我又把 2004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修订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史》再版，还把读研期间与同学合作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重新整理后出版，后来又组织编写了《列宁报刊活动年表》和《毛泽东报刊活动年表》等，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尽了微薄之力。
此外，我还利用几个重要纪念日联合一些兄弟新闻院校，共同举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新闻学术研讨会(2018年)、中国新闻学百年暨新闻业改革四十周年研讨会(2018年)、纪念列宁诞辰 150周年新闻学术研讨会网上笔会(2020年)、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新闻学术研讨会(2020年)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学术研讨会(2021年)，并且都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
这几年，我还独自或与博士生合作撰写了《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百年发展历史进程》《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记录世纪风云 传颂百年伟业——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奋斗的历史成就及贡献》《党媒姓党 人民至上 高举旗帜 引领导向--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及启示》《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贡献》等系列文章，全面梳理和总结党的新闻事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历史贡献、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核心与思想精髓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总在想，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能将自己的理论研究与学术追求融入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宏伟事业之中，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庆幸自己能够目睹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领导国家和人民克服艰难险阻，战胜一切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壮举。自己能够置身这一盛世之中，并且能够贡献一份力量，真是太幸运了!
我想，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感受，也是我受聘广西大学几年来始终努力工作的动力所在。
总结与思考
六十年追梦新闻，一路充满艰辛和汗水，也饱含幸福和喜悦!虽然这期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学业被迫中断，耽误了十年大好时光，但我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有幸重返母校读研，并由此走上了新闻讲台，登上了学术高地，开始义无反顾地沿着新闻追梦之路迅跑，因此我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者!
细细想来，我能够一路走到今天，在追梦新闻的路上有所作为，并取得一些成绩，作出一些贡献，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关爱、师长的教诲和学生的信任，以及家庭的教育和家人的理解。
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关爱——
回想起来，自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来，从国际政治学院到中国新闻学院(其间还经历了受聘中国传媒大学)，再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后来受聘的广西大学，我所经历的几个工作单位，党组织和校(院)领导一直在关心我、培养我、锻炼我，使得我能够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坚定政治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永远积极上进。
到国际政治学院刚两年，校领导就让我担任了新闻系副主任和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系教学科研工作，使我受到很大锻炼，体会到了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学术带头人和院系领导者。到中国新闻学院后校领导对教师的业务和学术能力要求很高，大家要时时考虑怎么讲好课怎么写好论文、怎么加强实践锻炼，总之要不断提高自己。为了让老师不脱离新闻实践，校领导安排老师到新华社兼做记者、编辑。我被安排到新华社国内部政治新闻编辑室当记者，业务能力受到很大锻炼，宏观意识得以大大增强，理论水平也有明显提升。后来，在校领导信任下我出任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为新华社的研究生教育做了一些工作，不但培养的学生受到新闻单位欢迎和好评，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得到很大锻炼和提升。
特别是 2002 年我 57 岁时作为引进人才调回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学校给了我许多名分和职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首席专家，以及中央联系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等。这些职务和名分为我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我走向更大更高的学术平台创造了良好条件。后来，我被聘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专家、国家教材委员会思政专家委员会专家，担任了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理事长、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等，这些都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位以及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职务有着密切关联。我常想，没有组织的培养和领导的关爱，没有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后盾，我后来就不可能做成那么多事，取得那么多成果。
尤其是在科研方面，我的几个重大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开学院和学校领导以及一些有关单位领导和专家的关照与支持。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是在赵启正院长倡导和直接领导下办起来的，后来这个项目能够坚持十几年越办越好，他的指导和支持很重要。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从一成立就聘请赵启正院长担任顾问(后来成立项目中心顾问委员会，他又成为主任委员)，他对项目中心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指导我们要用公共外交理念和方法来开展国际气候传播，不但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也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他还主动联系政府主管气候变化工作的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请他支持我们开展工作，这使我们项目中心一成立便进入国家平台。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一直关心项目中心的工作，对如何定位、叫什么名称、怎么开展工作都提出了具体建议，使我们的工作很快上路并且作出了成绩。2014年我受邀到比利时出席欧洲学院主办的主题为“中国改革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生态建设和气候传播的发言，受到与会者欢迎。校领导后来说，我们经常讲“国际性”，郑保卫教授的气候传播项目不经意间做到了联合国气候大会舞台上，影响很大，效果很好。学校的鼓励给予项目中心工作很大支持。项目中心另一名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作为我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军者，他高度评价我们从媒体与传播的角度介入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研究的重要性，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我们项目中心的工作。他多次出席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举办的国际气候传播边会，并作主旨演讲，充分肯定项目中心作为高校智库机构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与贡献，给我们很大鼓励。而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杜祥琬院士，屈尊接受我们邀请担任项目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他参加了我们在国内外举办的许多气候传播学术活动，利用我们提供的讲台传播气候变化知识，宣传气候治理理念，成为我们项目中心名副其实的“首席专家”。他的慷慨支持，一直让我感激不尽!还有一事让我非常感动。2017年广西大学要聘我，而当时我已被中国人民大学返聘。当广西大学一位校领导带着聘任合同来中国人民大学找我时，我找到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希望学院能理解和支持。学院说要应聘广西大学需要报告学校，因为返聘是学校定的。正当我为难之际，学院告诉我，请示了学校，表示支持郑保卫教授去支援民族地区新闻教育。这样一来我从“个人应聘”变成了“组织派遣”。学院也说，支持你去广西大学，并表示要跟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这个结果让我非常满意，广西大学更是格外高兴。
我受聘广西大学工作4年，领导的关爱和支持更是自始至终没有中断，这些在前面已有提及，不再赘述。总之，这些年我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培养，以及各位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帮助。因此，我要由衷地感谢他们。
师长的教诲和学生的信任——
追梦新闻 60年，我始终信心满满，劲头十足，因为一直有我深深尊敬的师长们的不倦教诲与热心鼓励。我忘不了是福建省漳平一中的老师引领我走上了追求新闻理想之路。我的高中班主任黄杏泉是语文老师，他有意识地在写作方面指导和帮助我提高。他推荐我担任校广播站站长并负责主编学校黑板报，培养我对写报道、搞宣传的兴趣。当时我的作文常常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和张贴在教室里。高考前夕，他又一再鼓励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为我确立新闻理想并开始扬帆启程的第一个引路人。
1964年，我如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入了新闻专业大门开始了我的追梦之旅。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阻断了我的追梦新闻之路，给我留下了遗憾，而这也成了我后来重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攻读研究生的动力。1978年母校老师给我寄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为我考研读研助力帮忙。读研期间以及后来走上新闻教育岗位之后，我碰到了许多好老师，他们给了我许多指导和鼓励，让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那么平稳、踏实
我的研究生导师甘惜分老师与我相识相交长达半个世纪，是他帮助我确立了从教新闻的职业方向，引领我跨进了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学术之门，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我由衷地感谢他。特别是他那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对我教益很深。他多次对我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读书看报，就要学习思考。他的那句豪言壮语，-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战士战死在沙场是光荣的，学者倒毙在书斋也是光荣的。”每次我去他家，都能看到他伏在案前，或是看书写作，或是挥毫练字，他对时间的珍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15年元旦我去看他，他赠我一幅字:“立足中国土 请教马克思”，我知道他这是在激励我继续学习和工作。那年他已进入百岁之年，我也年近七十，如此谆谆教诲，让我感慨不已!这些年我总是以甘老师为榜样，直到现在还在讲课做研究，希望能够不辜负老师的期待。
方汉奇老师跟甘老师从北京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几十年一直在一起，交往甚深，是我尊敬的师长。我读研究生时听的第一堂学术辅导课就是听他讲怎么收集、整理和运用资料。作为新闻史学界泰斗，他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他曾说过他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是用资料卡片堆起来的。听他的课，受益匪浅，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帮助很大。2002年我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基地主任后，聘请他担任了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些年来他不顾八九十岁高龄，参加了我主持的许多重要学术活动，包括他不太熟悉的气候传播研讨会也亲临会场，真心给我助力，让我十分感动!蓝鸿文老师是新闻采访写作课老师，但他却喜欢研究新闻理论和新闻史，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和道德，以及名记者范长江等都是他关注的研究内容。在我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之后，他经常跟我交流学术观点，探讨理论问题。受他邀请，我跟他一起编写了《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从中学到不少东西。2009年，在他查出得了癌症之后，我受他的委托，帮助完成了他花费多年心血但尚未完成的《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编辑这本书其实是在学习两个人:名记者范长江和大学者蓝鸿文，编书过程使我深深感受到他们的思想魅力和高尚品德。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项德生老师是我本科时的辅导员，20世纪 80年代他调入郑州大学新闻系，重登新闻讲台，从此我们成了同行，成了学术上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思想开放、思维缜密、治学严谨、工作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9年，项老师约我跟他一道参加全国自学考试新闻理论教材《新闻学概论》编写工作，这是我们师生两人为全国成人高等新闻教育作的一点贡献。2018年他八十寿诞，我帮他整理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仅仅是起点:项德生新闻论文集》，并以《是老师，更是朋友》为题作序，回顾了我跟他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缘。在郑州大学为他专门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他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对大家表达谢意，让我好生感慨!
在我一生的求学经历中，遇到的好老师还有很多，像中国人民大学的老系主任罗列、余致浚、何梓华、秦珪，以及张隆栋、傅显明、成美、郑兴东、张之华、陈业劭、李宝谨、胡文龙、王泰玄等老师，还有新闻摄影专业的孙峰、肖绪珊、马运增、徐国兴等老师(还有很多，不一-列举)，这些老师都是我在新闻追梦路上的引路人，他们给我知识，给我力量，引领我成长，指导我进步，伴我度过了几十年的学术人生。还有新闻学院和基地的领导、同事，他们都给予我许多支持和帮助
回望 60 年走过的新闻追梦之路，无数学生的身影便会一个个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从大连五十六中到国际政治学院、中国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广西大学，在我从教50多年所走过的这几个学校中，一直都有那么多勤奋好学聪明可爱的学生跟随我一起学习、研讨和工作，伴着我一起度过了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的漫长时光。
我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许多人都是听了我的课、看了我的书走进了新闻学大门，成为跟我一起追梦新闻的媒体人和高校老师的。从1995年在中国新闻学院招收第一个研究生，2000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招收第一个博士生，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个博士后，到201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广西大学最后招的两个关门弟子，30年中我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总计有 120 多人，其中硕士生 61 人、博士生 56 人、博士后3人,还有几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他们一直在关心我、帮助我、陪伴我，我的很多课题都是在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下完成的，我主办的各种研讨会也是他们忙前忙后、尽心尽力。他们的支持与信任增强了我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总想着要多为他们的成长进步操点心、出点力。他们也很自觉地传承我的新闻观点，加入我一直倡导的“保卫新闻学”的行列之中，其中不少人成为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打造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科研团队中的同事和帮手。我在广西大学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气候传播重点项目和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重大项目的骨干成员中，有不少是我的博士生。
可以说，培养出这么多有识有才有德有为的学生，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也是我最大的一笔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学生们帮助和陪伴我走完了漫长的 60年新闻追梦之路，成就了我丰富多彩的学术人生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家庭的教育和家人的理解——
我出生在山东省高青县一个贫穷小村庄里，父亲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考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痛恨战争，渴求和平，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似乎成了我的一种天然秉性。而家庭的教育也成了激励我成长进步的重要因素。平时父亲总是教育我要有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干工作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要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工作。父亲在晚年还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地给我写信，叮嘱我在工作中一定要把握好政治方向，注意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而母亲给我更多的是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即教我如何待人和处事。她总是叮咛我要有爱心，要讲诚信，要懂得感恩，要学会宽容等。父母亲对我的这些教育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几十年来，我始终不忘用这些教诲来对照和检查自己的言行，尽可能不辜负他们的期待，做一个有远大理想、有良好道德、有宽容心态、有敬业精神，愿意自觉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人。可以说，正是良好的家庭教育涵养了我的思想品格，成为我一生执着追求新闻理想的思想动力。
60年一路走来，最后之所以能够圆梦新闻，可以说家人，特别是我爱人姜秀珍的理解和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几十年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工作(其间还到昭乌达盟担任过一年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再到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任教，我和爱人经历了8年两地生活，工作也几经调动，她忍受着分离带来的无助和困难，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主动承担起了抚养子女和做家务的责任，始终甘作我的坚强后盾。
结语
回顾 60 年新闻追梦之路，我感慨我们的时代，也感慨自己的人生!
在这 60年中，我的前半生虽然经历了一些坎坷，但这些经历都是财富!而后半生可以说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978年，在我 33岁的时候，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得以为高校恢复招生之后获益的第一批研究生，可以说我是踩着改革开放的鼓点跨上新征程的。而3年的研究生学习在我后来的新闻圆梦之路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我们每个人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和人生价值搭建起了广阔的舞台，使我们真正有了发挥自己才能与智慧的空间。因此，我想个人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国家，归功于人民。而当自己把个人的梦想汇入全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时，便会感到自己的个人梦想会变得更加丰实、厚重和有分量!
特别是在这几十年中，我“三进人大”，正好赶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特殊时期，在我筑梦、追梦和圆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进中国人民大学，正值国家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开始出现经济好转、教育复苏大好局面，新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郭影秋，正在协助吴玉章校长谋划着学校新一轮发展的时候。这一时期全校师生人人精神饱满，个个意气风发，都在齐心协力地为学校的发展努力奋斗。老师和同学们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那种一心为国家、为人民工作和学习的认真态度，真让人感动!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在实施中的发展计划，使老师和同学们陷入了彷徨、苦闷甚至灾难之中。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亲历者，我既感受到了前期学校的发展和变化，也目睹了后期学校遭受的破坏和创伤。
第二次进中国人民大学，正赶上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历经十年磨难的学校正处在老校长成仿吾和老书记郭影秋带领下艰难复校的时候。这一时期全校师生都憋着一股劲，决心借助国家振兴教育与科学的好政策、好环境，把“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办所造成的损失补回来，推动学校的复兴和发展。刚复校时，由于校园还被外单位占着，不但宿舍拥挤，而且缺少教室、食堂和图书馆。为了及早开课，刚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的老师和同学们，发扬当年陕北公学“艰苦创业，齐心奋斗”的办学传统，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开始了不寻常的学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这批复校恢复招生后新入学的学生们，用自己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科学的理解、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全力支持。
第三次进中国人民大学，恰值跨入21世纪后，国家在全面实施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入“985”和“211”工程的人民大学，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带领下，以“大楼、大师、大气”为理想标杆，以“真情真想、真干”为奋斗精神，规划和设计新的发展蓝图的时候。学校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在发展、在前进，教学与科研的质量和水平跃居全国前列，创办“世界一流、人民满意”大学的目标和思路越来越明晰师生们的自豪感和喜悦感溢于言表。作为一个有着前两段经历，晚年得以重返母校工作的我，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能够目睹学校的飞速进步，能够为学校的更大发展尽一份力量，感到由衷自豪和欣慰!由此，更加激发了我要以“三真”精神，即要以“带着真感情，真想做点事，真能干成事”的精神投身工作的信心。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 13年中，我始终在努力工作，真正干成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为学院和学校发展，为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回顾这 60年，我有幸经历并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新闻教育、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全过程，这是我深感幸运的事。我感觉历史总是那么偏爱和眷顾我，给我的启梦、筑梦、圆梦，包括后来的续梦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与机会，让我能够矢志不移，别无他顾，甩开膀子，勇往直前，最后终于圆梦新闻，实现了青年时代所确立的美好理想!
2024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我担任了13年(2002-2015年)主任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创新研讨会暨郑保卫教授追梦新闻六十年座谈会”一些这几十年中我学习、工作过的单位和跟我一直友好交往的领导、同事、同学、学生和朋友相聚学校对我表示祝贺。他们对我这些年在教书育人、培养学生，保卫、创新、发展中国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研究，以及在民族新闻传播、气候传播研究等领域所做的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和评价，给我很多肯定和鼓励。西藏民族大学党委书记专程前来参会并亲自宣读学校贺信，福建人民出版社领导带来赶印出的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史》一书在会上举行赠书仪式，一些朋友还赠送了诗词墨宝、荣誉牌匾和《新闻园丁赋》长卷等，为我追梦新闻六十年的经历做了一个圆满收场，让我无限感慨。
谨以此文作为本文集之序。
郑保卫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理事长、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等。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20余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